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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鱼子酱贵族吃三文鱼小资那吃狗肉的呢?
然而,几个月过去了,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确凿证据来证明此论点。但是,不管这次疫情是不是因为所谓“吃野味”导致的,“禁野”已经是板上钉钉。
只要不是农业部新公布的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所列的33种畜禽,都不是合法的畜禽。
那么该怎么处理呢?目前湖北咸宁是以实际的行动给出了答案——“无害化处理”。
怎么个无害化呢,说起来有点可怜,比如某咸宁养殖户的800只竹鼠,全部被扑杀后,深埋处理,另外还处理了该养殖户的7只豪猪和多条蛇。
虽然这些动物从出生到宰杀都是处于人工养殖环境,饲料也都是和普通畜禽类差不太多,理论上并不“野生”,也不会像真正野外动物那样有较多病菌的风险,但因为不在名录内,只能就这么处理了。
对于可能造成的养殖户的损失,广东、湖南、江西、广西各地都出台了补贴标准。
其中,可能因为当地养竹鼠的人太多,广西的政策处理手段要灵活一些,想方设法物尽其用,有的可以药用,有的能放生促进生态平衡,还有的则可以变为观赏性的。
具体怎么物尽其用还不清楚,但这180元一只加上4块钱一公斤的补偿对于养殖户来说,只能是少赔点本了。
毕竟在年初疫情暴发前,竹鼠的零售已经火爆到80元一斤了,这差别还是有点大的。
竹鼠没什么明显的问题,都要被处理掉,而三文鱼和狗无论有什么,无论人民群众对此事的观点多么明确,永远都有一拨人维护它们,下架一下都会遭受舆论的疾风暴雨。
在“2020福布斯亿万富豪榜”中,有一个1993年出生的大佬,叫古斯塔夫·威佐(Gustav Magnar Witze)。
这位标准的“90”后,如在他20岁时,就已经被评为全世界最年轻的亿万富豪。
威佐名下主要的财产,是他父亲1991年创立挪威养鱼场公司SalMar,这家公司正是挪威三文鱼养殖巨头、世界上最大的三文鱼生产商之一。
直到20世纪60年代,挪威三文鱼首次进入日本市场,一开始,这种外来的食材市场反响平平。
直到80年代,挪威水产商人在仔细研究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后,十分贴心地打出了“生吃”的宣传手法,一番骚操作之后,果然大受日本人欢迎。
到了九十年代,日料店也逐渐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扎根,挪威三文鱼也跟着进入中国,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慢慢也影响了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。
这一时期,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,城市化的进程昂首向前,以写字楼白领为代表的中产阶层迅速崛起。
日料店的兴起,精致的环境,昂贵的价格,为三文鱼找到了最佳的栖息之地,也为中产阶级所追捧。
有钱人也需要吃饭。只不过普通人在超市购买食物,百万富翁们通过米其林指南选择餐厅,亿万富翁们则采用奢侈食品供应商私有网络。
21万元一罐的鱼子酱,4.5万一杯的白兰地,1.9万一瓶的葡萄酒……在奢华的食物里,满满都是金钱燃烧的味道。
价格,对富人是最不值一提的事情,真正想要把食材推上顶级王冠的宝座,关键在于背后的故事。
如果你想吃到更生猛的味道,那就要让男人来操刀,因为他们的手更粗糙,更有力道。
三文鱼在晾制的过程中,要让它们保持在风中摇曳,据说这样可以得到风的能量,这样鱼就会带有某种灵气,而不是一片片死肉。
除此之外,音乐也是不可或缺的,及时地给三文鱼切片独奏爵士乐,通过“对鱼弹琴”,可以让食材更加鲜美。
尽管挪威本地销售的三文鱼标注为“不可生食”,但只要在营销上与时尚、前沿、品位挂钩,就永远能收割一票又一票的食客。
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,2020年我国三文鱼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40亿元。中产阶层功不可没。
拿国产虹鳟“滥竽充数”高贵的三文鱼,甚至起草《生食三文鱼》标准,必然有巨大的利益牵扯。
事情一出,社会立即口诛笔伐。人们纷纷斥责国产虹鳟有风险,吃不得,会出人命,一副天都要塌掉了的样子。
事实上,数据表明,在2016年,国产虹鳟占领了全国75%的份额,每10条虹鳟鱼中,就有7条来自青海。
前段时间北京出事时,物美、家乐福等众多超市连夜下架三文鱼。一些中高档的日料店,也不见了刺身的身影。
美国名厨兼知名电视主持人Anthony Bourdain,讲过一件事,说曾经餐厅里有人点全熟牛排,内场厨师对着那肉一口痰就上去了。
在国外版的“知乎”上,老外厨师回答:厨师会瞧不起点全熟牛排的人吗?实际上是的!
吃牛排如今仿佛成了一种宗教仪式,即使是懂王特朗普,吃了全熟牛排也要遭受全世界人民的鄙视。
细究历史,在20世纪前,全世界都是吃熟牛排的,包括美国人,那时候的吃法是将切成厚片的牛肉放在吐司上用手抓着直接吃。
1932年厨房温度计发明后,有些人开始接受三分熟、五分熟的牛排了,但绝大部分美国人仍然是吃全熟牛排的。
高端法国菜风潮席卷了纽约。新潮法国菜讲究食材要新鲜和原味,纽约客和时报周刊这种媒体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。
从此,高档餐厅将肉类越做越生,而且更造成一种风气,谁做得越生,说明谁厨艺越高。
这种西方舶来的饮食文化,现在也硬生生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习惯,让他们也开始热衷于享受三分熟、五分熟的肉片了,哪怕不卫生也阻挡不了。
有意思的是,全世界喜欢吃全熟牛肉还加番茄酱的,不只特朗普一个,罗斯福、杜鲁门和格兰特也有同样的爱好。
这种水果吃起来味道滑腻,没有一点爽脆香甜的口感,但价格却不菲,一个牛油果卖好几十块都是正常操作,可还是广受全世界的追捧,原因何在?
在2010年时,进口牛油果在中国市场仅2吨,可到了2017年时,竟高达32100吨,呈几何式增长。
如今,只要是主打健康轻食的,都少不了把牛油果入菜,高级沙拉里不加一两片牛油果,那就不叫高级。
(许多为保持身材和美貌的维密模特们都爱吃牛油果,并时常上传到个人社交账号)
许多牛油果粉都相信这些理论:自然的水果肯定有益无害;昂贵的进口货绝对是好东西;国外权威专家说的能有假?
牛油果的热量等于3碗米饭,脂肪含量15.3%,超过的普通猪肉(15%),而一般普通的水果油脂含量极少超过1%。
既然这牛油果只能起到补充卡里路的作用,本身还并不美味,价格还贵,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捧呢?
牛油果原产墨西哥,在英文里以前不叫avocado,而叫alligator pear,翻译过来就是“鳄梨”,因为它粗糙的暗绿色表皮跟凶猛的鳄鱼有点相像。
鳄梨颜值和口味不过关,价格却很贵,在1974年竟然就卖到了1美元1颗,远超其他水果。
这主要是因为其本身的种植成本昂贵,难养活。牛油果树特别耗水,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几十万升水,仅够4棵牛油果树一年的量,是橙子的4倍,西红柿的10倍。
加上牛油果至少3-5年才能结果丰收,也注定了其成本很难降下来,价格自然就贵了。
按理说,这鳄梨被市场里的其他水果淘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在19世纪末,牛油果刚从墨西哥被引入美国后,也仅在少数地方栽种,无人问津。
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,就有经销商发现了其潜在的价值,决定顺势而为,将其包装成“水果中的奢侈品”,专供优雅富贵的上层人士食用。
然后,美国的牛油果经销商开始四处推销这个概念,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概念:吃了牛油果,就有了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。
上世纪80、90年代,全美国上流社会都在追求减少脂肪摄入为契机,商家借机提出了这个概念:
牛油果经销商还说服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专门修改了标准,把原本被列为高脂肪类的牛油果放入了“健康食物”的目录里。
这下,西方的各路名流和明星纷纷开始追捧这个“健康”的奢侈水果,牛油果开始走向神坛,而且,墨西哥牛油果协会又和美国经销商在2009年前后在超级碗为牛油果打广告,这让牛油果终于开始全面崛起。
在西方国家,牛油果攻陷了一个个商店、餐馆、甜品店,甚至一路杀到了T台上。
在英国,2015年人们在牛油果上耗费了1.42亿英镑,同一年的美国,有40亿个牛油果被吃掉,为全球消费量之最。
在澳洲,2014年的牛油果进口量就73万吨,占全球的46%,而且澳洲还是让牛油果在中国流行的最大推手:借着10年后,中澳贸易的火爆,澳洲经销商和中国的生鲜代购联合炒作,把这个味同嚼蜡的昂贵水果炒成众人疯抢的“超级水果”。
有美国经济学家估计: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40年不吃牛油果,就可以买下一套大城市的房子。
随着这个概念在中国得到热炒,牛油果也开始在中国逐渐泛滥,大有赶超西方国家的趋势。
仅2016年,出口牛油果就为墨西哥赢得了超过15亿美元,位于墨西哥西南部的米却肯州,就贡献了80%的牛油果产量。
因为牛油果的价格不断提升,利润甚至一度超过了当地种植的毒品可卡因,结果导致不少种植古柯的农民转种牛油果。
米却肯州每天都要发生抢劫运牛油果卡车的案件,经常闹出血腥命案,而当地的农民为了保证自己的收成不受损,专门组成了自卫武装——“牛油果守护军”。
更令人揪心的是,牛油果因为本身需要足够日照时间,很多当地人不惜砍伐树木,导致墨西哥许多地方的松树和冷杉被砍伐殆尽,只为了开拓种植面积和加大阳光照射的面积。
如果按照西方媒体和某著名媒体“两面针”报道中国人吃肉的方式,大可以出现这样的文案:“美国人吃一口牛油果,墨西哥就有一片土地会干涸”。
可是,牛油果显然比肉还要高贵,不会有人声讨,反而有人一直为它们保驾护航。
2020年5月29日,农业农村部公布了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,首次明确了家养畜禽种类33种。
狗是大家熟悉的家畜,“马牛羊,鸡犬豕,此六畜,人所饲”,狗自古以来就是六畜,为什么这次没有列入《目录》?
农业农村部负责人是这样回答的:随着时代进步,人们的文明理念和饮食习惯在不断变化,一些关于狗的传统习俗也会发生改变。
他还表示,这是国际通行做法,我们要和“国际接轨”,“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家畜家禽中没有狗,国际上普遍不按畜禽管理,如韩国《畜产法》所列畜禽也不包括狗。”
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家畜家禽中明确有狗,韩国《畜产法》所列畜禽同样也包括狗。
为什么竹鼠被消灭社会上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,而三文鱼仅仅只是下架就迎来疾风骤雨般的炮轰?
为什么不健康的牛油果和半生不熟的牛排可以大行其道,而狗肉就会被某些地方政府卡得死死的?
什么时候人民群众吃什么不吃什么,不是以安全与否来划分,而是以“文明”与否来划分了?
不依照事实判断事物,而依照谁的嗓音高,谁的舆论话语权大来判断事物,是西方的政治正确走向歪门邪道的开始。
不幸的是,这种习气也正在慢慢地占领中国的舆论场,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。
从前,开什么档次的车都可能成为给你划分阶级的重要标准,如今,吃什么样的食物成为了给你划分阶级的新的荒唐的标准。
吃几分熟的牛排,区别什么产地的三文鱼,喝什么牌子的红酒,不仅是消费力的象征,更意味着你是否“懂行”,是否“高雅”。
而吃狗肉和竹鼠的,莫名其妙就变成了愚昧、落后、不开化的群体,是被选择性忽略的下层。
养殖户们失去的只是生计,普通人失去的只是自由,但有些人失去的可是金钱啊!
中国从古以来饮食都是宽容的,只要检疫合格,没有安全问题,就应该允许存在,人们餐桌上,可以有三文鱼的位置,也应该有狗肉和竹鼠的位置。
以一部分人的好恶去干涉整个社会其他人的自由,不是文明而是野蛮,不是进步而是倒退。
在西方,整个社会玩这种把戏玩魔怔了,大伙儿被分成了几个互不认同的世界,彼此仇视,乌烟瘴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