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佳音局部勇敢

　　它叫海子，是一只永远都在笑着的宽吻海豚，7岁。海子的驯养师是一个总是醉酒的女孩，她在海洋馆遇到了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，来写她和海豚的故事。

　　后来，女孩告诉男人，她之前还带过两只海豚，都在7岁自杀，把自己撞死或者绝食。因为它们用声呐代替触觉，但游泳池不是大海，声波来回弹射，让它们彻底迷失。

　　海子如今也有了这样的迹象，于是女孩排练了一个新节目，每天坐在木筏上，假装失足跌进水里。海子喜欢她，所以一次次过来把她救起，因此，一天天地活下去。

　　故事出自双雪涛的小说《宽吻》，雷佳音总是讲起它。在闲聊时讲给朋友，在剧组讲给导演沈严和组里的演员，在采访时讲给记者。

　　故事的结尾，那个中年男人从自己狼藉的生活里抽出身来，想抱着海子游一会儿：「我脱光了自己，，跳进水里。我抓着它的胸鳍，它缓缓地向前游去。我一点点地靠近它，抱住它，它极其冰冷，但是没有躲闪。上面传来醉醺醺的哨子声，我感到自己正在变得滚烫，我奋力贴着它，不让池水分开我们。」

　　故事讲完，男人上岸，而雷佳音跳进水中。过去的这几年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声呐也在失常，人像待在游泳池里的海豚，被回弹的声波搅乱。

　　最直观的是睡眠的失控。小时候，他的睡眠特别好，「倒头就睡，也不翻跟头，晚上什么形儿，早上睁眼就什么形儿」，被很多人羡慕。但近几年，他正在丧失这种能力。

　　现在睡眠是不由自己掌控的。最忙的时候，一年365天，可能有350天无法决定几点入睡、几点起床。时间久了，落下毛病——一喊收工，立马精神。回到酒店房间，时间终于属于自己了，就开始报复性熬夜：明天6点起，看会儿电影吧，看到12点，还能睡6个小时；12点了，还不困，睡5个小时也行；哎呦，还是睡不着，剩4个小时了……

　　有时候用酒精助眠，也有一次，抱着「互相伤害」的心态，破罐破摔吃了安眠药，但都不是什么好办法，雷佳音只能靠和自己发邪火，来消解这种不确定带来的焦虑和疲惫。晚上总是清醒，反倒是白天，他有了随时随地睡着的能力。

　　去年拍《人世间》时，导演李路看到他得空就睡倒在躺椅上。搭档殷桃也记得，有一场戏是拍雷佳音扮演的周秉昆正在睡觉，其他人在旁边说话。片中的「家」是搭出来的棚，阴冷，但拍着拍着，大家发现雷佳音真的睡着了。拽不动，同事只能给他盖了好几层棉衣。

　　过去的5年，档期表被排得满满当当。2017年开始，从《我的前半生》到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雷佳音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知晓。这些年，拍电影，拍电视剧，录综艺，全年只休息十几天。回头一看，有好几个春节是在剧组过的。

　　最累的时候，他念叨过「不干了」，也拉黑过经纪人。好朋友郭京飞调侃他：「流量没那么大，干的活儿一点也不少。」其间他俩见面，「基本没怎么坐着聊过天，走哪儿躺哪儿。」

　　今年年初，他终于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。他清楚地记得，1月24号那天下的戏，到6月底新戏开机再次进组，雷佳音结结实实给自己放了个长假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外面的世界正热闹，他主演的《人世间》从1月开播到3月收官，收视率破了3，是今年的现象级电视剧。接着是《相逢时节》和《天才基本法》。而雷佳音待在上海的家里，每天的生活就是：「吃，看书，看电影，遛狗。没了。」

　　上海也在这个春天按下了暂停键。但他强调一点，休息并不是被迫，「确实这暂停键是我自己按下的」。电视里的他是「平行世界的自己」，「根本跟我没关系」。焦虑的时候，雷佳音会抽烟，有过一天抽掉两包的日子，但休息的半年里，他一共只抽了一包烟。

　　书房是一间不算太大的房间。三面是书，一面是窗，还放了个《老友记》里Joey和Chandler同款的单人沙发。休息的时间，雷佳音就窝在里面，尽情地浪费时间。平时看不动的大部头和大闷片，现在也都能看进去了。

　　之前有一次，雷佳音和黄渤吃饭，说起是枝裕和的《小偷家族》，黄渤喜欢得不得了。那天两个人聊了有1个小时，黄渤越说好，雷佳音心里的自我怀疑越强：我知道它好，但比如说《教父》，扔出来就是好的。至于《小偷家族》，那么好，我咋没看明白呢？

　　这事被他记下了，「长假」期间，雷佳音把是枝裕和的电影全部翻出来看了一遍，或许是成长了，又或许是和心境有关，「好。」雷佳音感慨，然后又自己重复了两遍，「就是好，好。」

　　出差不方便带的漫画也被雷佳音翻了出来。有时候，他吃完饭就坐在书房里，翻几页漫画，然后开始发呆，看太阳升起来，再看太阳落下去，待到天黑只看了两本。「但是我就愿意这么待着，没人催我换衣服，没人催我下一场戏，我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要奢侈，我就在那儿待着，舒服。」

　　2017年，《我的前半生》播出，这位34岁的演员凭借「前夫哥」的角色走红。朋友姜妍见到那时候的雷佳音，虽然在开着玩笑打着岔，但疲惫感还是渗透出来，姜妍回忆，那段时间，雷佳音有各种通告，「行程安排也都挺满的」。他身上有一种要抓住机会证明自己的紧迫感。

　　从2017年11月11日到2018年6月15日，217天，雷佳音都在拍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。他扮演主角张小敬，这是他用一顿饭的时间自己争取来的。

　　金碧辉煌的大饭店，包厢里挂着牛头、老虎头，除了导演曹盾和雷佳音，还有「各色决策层的人」围坐一旁。只有他俩还没吃晚饭。曹盾是西北人，点了碗油泼面。问雷佳音吃什么，他说，吃面吧。于是，两个人离得老远，对着一张大圆桌，一人吃了碗面条。

　　原本为雷佳音准备的角色叫姚汝能，带点喜感的小人物，接近他之前的角色风格。但那天，雷佳音直奔主题：看了剧本，中意张小敬，想演。然后还给了两句话：（我）能演好；让我演，半条命给你。

　　曹盾坐在一边，拿眼前的雷佳音和脑袋里的张小敬对了对：身高、体型比想象中要壮实，应该能应对大量的动作戏；演技好这个事儿一直有口碑，塑造张小敬也没问题。

　　他甚至没问他为什么对这个角色感兴趣，「像《十二时辰》这样一个体量的戏，谁都会感兴趣这么一个男主，这个不吸引我」，反而是雷佳音那一瞬间呈现出的气质更抓人：「他不会虚头巴脑客套，也不会绕弯子说话，像我想象中的西北人张小敬。」

　　曹盾回忆起那个时期的雷佳音，为这个角色、这部戏特别努力，「因为《前半生》虽然很成功，但是毕竟是个配角嘛，我觉得他渴望一个机会吧，证明自己能扛得起一个更重的担子。」

　　雷佳音的动作戏很多，起初还很光鲜，越拍越狼狈，脸上的伤也越来越多，前前后后，光医院就去了4家，到最后，「我往现场一站，好家伙，我身边人都哭，一点都不夸张」。戏快拍完的时候，动作组做了组服，T恤背面写着三十多个名字，雷佳音也在里面，是名单里唯一一个演员——「动作组的人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一员」。

　　曹盾说，开机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他觉得雷佳音可能撑不下来，甚至「有点担心他会跑路」。但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担心就变成了害怕，「害怕他挂了」。

　　曹盾是个精瘦的、社恐的、不爱说话的导演，作为摄影掌镜过《金粉世家》《失恋33天》等，作为编剧参与过《双面胶》《蜗居》等，作为导演执导过《裸婚时代》《小儿难养》等。但直到现在，他和陌生人打交道还是会局促，喜欢坐在片场最角落的位置。

　　曹盾有个职业习惯，一般不会去演员的房车上找他们，尊重大家的私人空间。但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他实在忍不住，第一次去敲了雷佳音的门。

　　雷佳音很吃惊，以为导演有什么事情，其实，曹盾只是心疼，「觉得一个人累成这样」，但又「不太会表达」，憋出一句：「没事，就看看你是不是活着。」

　　那8个月，雷佳音每天躺在木头堆里，心里想的都是「这个戏完事儿要休息」。但真拍完了，一看自己的档期表，后面四个电影已经签完了。「打那起，这个疲惫、莫名的那种东西就开始了。」

　　也可以不接。但看到好的本子和角色，总是不甘心放过去。还有好多「人情」在，「别人一说雷子，来吧，我有60%、70%人情关都没迈过去，这个让我挺累的，因为别人相信你，你怕人家失望，这点就太累了，特别累。」

　　接下来的几年，发条被拧紧，雷佳音再也没停下来。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出来紧接着去了澳洲拍《吹哨人》：「大家伙都告诉我，去外国，就当休息了。去了以后不是那事，没有中国人啊！前两个月还行，吃吃牛排，感觉恢复恢复，到第三个月，没有中国人，天天回屋里头，看着澳洲的大草原，那两个月就变成孤独了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」

　　接着是《刺杀小说家》《坚如磐石》和《古董局中局》，「每个戏它总有折磨你的地方」。

　　到2021年的《人世间》，依然是同样的节奏，进组的180多天里，雷佳音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有一天，雷佳音难得收工早，和同组的演员朋友张瑞涵一起回酒店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冒出一句：原来酒店长这样——出工时天是黑的，收工时天又黑了，当时已经拍了几个月，他第一次看清酒店的模样。

　　每一个和他合作过的导演，都乐意和《人物》聊聊雷佳音，有时说着说着就乐出声来——这是一个不用太「客气」的人，不用恭维，还可以开开他的玩笑。

　　第一个选中他的是宁浩，看中了他的亲和力和生活气。第一次见面，雷佳音就冲着导演傻乐，一直说：「这活儿挺好啊，这活儿挺好。」宁浩只好说：「啊，应该是吧，你努力演呗，希望能演好。」

　　宁浩的电影一直在拍命运，在拍「人有更大的控制不了的东西」。人类永远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主宰，「很厉害，很伟大」，但宁浩不信。于是，在他的电影里，所有狂妄的人都会受到惩罚。宁浩觉得雷佳音身上没有这种狂妄，而是一种恬淡和真实，「对于自己的本心很真实，既不充满过多的欲望，也没有那种伪饰，就会不油腻。」于是，雷佳音成为了《黄金大劫案》的主角，那年他29岁，第一次演电影。

　　沈严是《我的前半生》导演，后来又邀请雷佳音出演了《功勋》和《在一起》，以及今年播出的《天才基本法》。他说，雷佳音像是那种念书时遇到的同学，「平常一起玩一起闹，你觉得他是个不怎么认真学习的同学，实际上他背地里偷偷用工，最后交出一份特别牛逼的答卷。」

　　去年，《人世间》开机。导演李路拍过《人民的名义》《巡回检察组》等等，是位从业30年的导演，他一向以选演员「霸道」著称，认为「这是导演的基本功，也是保证作品艺术水准的法宝之一」。主演周秉昆，李路心里的首选是雷佳音。他完整地看过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觉得雷佳音「可塑性强，没有演的痕迹」，于是发动各路朋友找他，甚至找到了他在上戏读书时的班主任。

　　在剧组，雷佳音每天吊儿郎当、没睡醒似的晃过来，开口一股东北味：「今天拍啥？」但Action一喊，马上就成了周秉昆。

　　演员张瑞涵在这部戏里扮演德宝，和雷佳音在戏里戏外都是发小。他说，有一场戏是周秉昆出狱，到德宝家找他，一群朋友10年没见，有的已经不在了。拍之前，演员们待在休息室唱歌，「一顿玩，一顿闹」，张瑞涵催雷佳音：「你还不去看看戏，一会儿进屋你得哭。」雷佳音还是老样子：「哭哭呗，哭不出来不哭呗。」

　　很快，副导演的声音传过来：「准备开拍了雷哥，大家准备准备。」摄像机打开，周秉昆推开门，和朋友们视线碰到一起，眼眶立刻红了，「然后就开始抖，开始流泪」。张瑞涵说，「如果是技术地调动情绪，对手其实不会感动，他就是瞬间进到那个情景，给我都演哭了，现场的人都哭了。」

　　导演李路说，关于这部戏中流泪的场景，大家有过一些研究，「可流可不流就不流，必须要流的怎么流，以什么方式流。」但案头工作和即兴发挥总有偏差，他更珍惜演员即刻的感受。

　　有一场戏是周秉昆的新房子被收回，周家只能回到光字片的老房子。剧本里没有给动作，只说「面对空房子失落」。雷佳音和每天一样，一边问「这场怎么演啊」，一边吊儿郎当地进了场，开机，周秉昆靠着墙坐了下来，发呆，眼泪下来了。

　　距离拍摄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，现场的很多细节李路已经记不清了，但「大男人、空房子、蹲下、落泪」还是让他感慨了两回，周秉昆把朋友赶走的愧疚、又回到脏乱的光字片的窝囊、没扛起家庭担子的委屈，全在里面了，李路觉得举重若轻，是他想要的效果。

　　去年，《刺杀小说家》上映，影评人宋雯婷说：「两三年前他（雷佳音）的人物特质常常是深深的疲惫，他也明确说他的确是用这种自己内在的疲惫去贴着角色行走的。但这次再看他的片子，我感觉他整个人的质感又发生了强烈的变化。现在我看他的表演，我所感受到的是某种无解的苦涩和愤怒。毫无疑问，这说明他自己内在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——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脆弱了。」

　　「脆弱」这个词，很多年前导演李安也曾谈起过：「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，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。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，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，所以才会动人。我因为自己脆弱，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。而戏剧是检验人性、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，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，你脆弱时，大家就会替你着急，帮你演戏，而这时是最动人的。」

　　在这天的谈话中，我们聊起了李安说的这段话。雷佳音认可这一点，他觉得，表演关乎审美，关乎认知，也关乎天赋和技术，但归根到底，「无非是把感知放在那儿，把自己揉碎了给大家看」。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起《人世间》的哭戏：「戏一开拍就流泪，也不是刻意表达什么，把那个东西找准了，顺着人物走，好像就能走到那儿。」

　　雷佳音成长在鞍山一个工人家庭。小时候的他外号叫「乐天」，成绩不好不坏，性格嘻嘻哈哈，每天就是玩，「没有任何烦心事，不会用脑子思考任何问题」。

　　父母给了他很强的安全感。爸爸是一个高大温和的男人，从不出门应酬，每天准时下班，拎个肉段、干豆腐，或者拎个锅包肉，回到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。妈妈再炒个别的菜，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。这个画面贯穿了雷佳音人生的前十几年。

　　和很多家庭一样，这个小家庭也在那时卷进了时代浪潮里。妈妈下岗了，要到夜市摆摊卖拖鞋。妈妈是个要强的人，这是雷佳音性格里两面性的来源，有像爸爸安静温和的一面，也有像妈妈那样外向坚韧的一面。在妈妈的拖鞋摊前，偶尔有同学经过，那句「拖鞋四块钱一双」，用了很久很久才喊出来。「当你喊出第一句，就往前迈了一步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往前试探。」

　　读初中时，雷佳音和一个南方转学来的女孩谈了一场恋爱。早恋的故事以雷佳音的辍学告终。他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。鞍山的抻面好吃，加点咸菜、鸡汤，两块五一碗，雷佳音想，自己应该开个「佳音小吃铺」，就这么过下去。可故事在这里有了拐点。那一年，沈阳的一家艺校到鞍山招生，他个子高，妈妈劝他去试试模特队，从考场上出来，他在操场上被出演过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男主角的吕晓禾一眼相中，学了表演。

　　那个吵吵嚷嚷的操场，当吕晓禾一问「这孩子谁家的」，「整个操场上『刷』目光全集中在这儿了」。这个画面的戏剧性在于，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北小城，人们对「演员」还没有什么太具体的概念，这件事足够轰动，甚至上了《鞍山日报》的娱乐头版——那张报纸被保留至今。

　　雷佳音家里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，也从来没有人发现他有表演的天分，「小品也不模仿，过年大家伙吃饭也不讲笑话，唱歌也不唱，朗诵也不朗诵，什么都没有这孩子」。雷父后来还专门去问过吕晓禾，「说你相中我儿子哪了呢？他说你儿子一张白纸，是啥也不知道，但是你儿子胆大，好玩儿，而且还挺有个性。」

　　日后，关于雷佳音的演艺生涯，往往要追溯到这里。那年秋天，他坐着五块五一张票的绿皮火车，到了沈阳。那种被选中的奇妙感觉，让这个几乎厌学的孩子重新找到了方向，每天早上四五点，就会起床读书、练台词，他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名。

　　阅读开始进入他的世界，从剧本开始，读夏衍、老舍，那时候流行看三毛、刘墉，他也看，刘墉有本书，《因为年轻所以流浪》，「这不就是我嘛，买！」他甚至开始看哲学，追问「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」。从那以后他没有离开过阅读。

　　他觉得自己不能辜负。觉得自己「好像有身份」，不然，「为什么冥冥之中是我被选中呢？」他第一次领悟命运的迷人之处。

　　世纪末的东北小城，在雷佳音的回忆里充满了浪漫的色彩，「1999年9月份，我的人生开始了，满怀希望，我们的黄金20年，真好」。

　　那年春节，雷佳音回到鞍山，和五六个老同学一起，骑着破自行车溜达。上坡，下坡，天都黑了，少年们嗷嗷叫唤，乐，等跨年，等着焰火「嘭」地炸开在新世纪的夜空上。

　　2012年，他在影视行业拿到的第一张入场券就是《黄金大劫案》的主角小东北。那时的宁浩，刚刚靠《疯狂的石头》《疯狂的赛车》给中国电影展示了全新风格的荒诞喜剧。所有人包括雷佳音自己，都觉得他要「火了」。

　　不过，最后没能如愿。电影毁誉参半，票房和口碑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雷佳音拿到了第11届长春电影节影帝，但不想在赶通告中消耗自己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一退就是好几年。

　　这些年，雷佳音多次在外界的追问之下，回忆起一路走来的起起伏伏，最苦闷的阶段总是指向2015年。那一年，他有很长时间待在《白鹿原》剧组。

　　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塬。陈忠实站在原上写：「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，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。大地简洁而素雅，天空开阔而深远。」

　　这是麦子播种的季节，他饰演《白鹿原》里的鹿兆鹏。从种地开始，再到拍摄结束，他跟完了全程，整整8个月。

　　外面的世界正迎来某些热潮，「流量」和「IP」等词陆续登场，电影票房不断破纪录，那一年还是综艺大年。而同一时间，雷佳音在原上割麦子。

　　「不是割5分钟，是割一片地，在那儿割、割，就会有疑问：妈的，干啥呢这是？」雷佳音说。他还撞上了专业上的不得志，掣肘太多，他始终找不到打开角色的那把锁。「我还是比较有世俗心的。」所有事情交织在一起，痛苦找上门来了。在剧组里，他一直在读《梵高传》。

　　郭京飞记得那段时间的雷佳音。雷佳音和郭京飞是从大学就认识，两个人一起学表演，一起进剧团，一起演话剧，又一起转型影视。喝过酒，吵过架，经历过好多事，是那种「就算全世界说我不好，他也会站在我这边」的哥们。

　　那天是郭京飞第一次去雷佳音的新家，雷佳音穿着秋裤出门，把他接上去了。「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在转型，我觉得他应该跟我一样，不是非得有多大抱负或者怎么样，所以我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放松状态。」郭京飞说，但雷佳音的痛苦和煎熬都在脸上挂着。

　　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，也许当事人已经忘了，但回想起来，郭京飞心里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歉意，为没有在那一刻托住自己的朋友。

　　把雷佳音从那段时间的痛苦中拽出来的，是紧接着拍摄的电影《绣春刀Ⅱ：修罗战场》。那是雷佳音第一次拍打戏，进组前有一段时间的体能训练，身体经历了巨大的消耗，心里反而平静了。导演路阳回忆，动作导演带着大家跑步，绕着一个巨大的仓库跑十几二十圈，雷佳音虽然个头老高，但起初一般都跑到最后几个，但等训练快结束的时候，每天跑完，他都是第一个。

　　那次拍摄期间，路阳听雷佳音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：「哥们儿已经很努力了，咋就成不了啊？」他能感受到，那个阶段的雷佳音身上隐约有点愤怒感，好像憋着一口气，「不是在于我没成这件事，而是希望自己的表演和表达能真正跟观众形成交流。」路阳说，「但『成』这事真挺奇怪的，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演员，只是需要那么一个时刻，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，谁也不知道。」

　　《中国有嘻哈》的制作人车澈，是雷佳音的大学同学，也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他讲起过一件十多年前的小事。当时，他们刚刚毕业，车澈在电视台当导演，做《加油，好男儿》；雷佳音进团演线平方米的房子，生活拮据。

　　车澈节目里的一位「炙手可热的小兄弟」，获得了流量，但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找他帮忙找表演老师。车澈抱着「帮哥们儿找活儿」的想法找到了雷佳音：「反正团里演出不忙，教表演赚点外快，弄个万把块钱，还是挺轻松的。」

　　直到现在，车澈对这事一直印象很深，他绕了很久来梳理雷佳音当时的心理：「我觉得他是爱惜自己的，当时没有通过自己是一个好演员被认知，所以不愿意拿这个去换钱。」车澈说，「他希望通过演戏被别人认可，希望别人认可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好演员。」

　　《绣春刀Ⅱ：修罗战场》拍完，雷佳音接到导演沈严的电话，说服他出演一个「出轨渣男」。在那之前，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将他推荐给了女主角马伊琍，马伊琍去搜了雷佳音的资料，「看照片里眉眼清澈眼角微垂，让人心生怜惜」，于是又将他推荐给了沈严。

　　这个不讨巧的角色，雷佳音演出了中年男人的那一点无奈、疲惫与可怜。第二年，《我的前半生》播出，「前夫哥」家喻户晓。通过演戏被认可，他心里憋闷的那一口气终于长长地呼了出来。雷佳音「成了」。

　　镜头前，演员雷佳音配合摄影师摆好造型，他刚从张艺谋的剧组里杀青，紧接着要进入下一个剧组，39岁，入行十几年，作品几十部，粉丝一千多万，正是当打之年。

　　镜头外，普通人雷佳音穿着拖鞋四处溜达，哼着歌，手里捏了把扇子，该换衣服了，就直接把身上的T恤扒下来，周围站着摄影师、造型师、记者、编辑、工作人员。

　　酒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，能望出去很远。拍摄和采访之余，雷佳音一边四处张望，一边和身边人闲聊，这是作为普通人的他，站在一座出差到访的城市里，自在，松弛，随口念叨着自己看到的、想到的小事——

　　南边是王府井。「我们这帮学表演的孩子，最开始学的都是北京人艺的剧本，去王府井书店买书，《圣经》似的往回背。那时候去中戏转悠，南锣鼓巷还不像现在这么热闹。」

　　沿着长安街往西，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交汇，是换乘站复兴门。「我爸他们修的，他在北京待了十多年，是工程兵。」

　　几个小时后，演员雷佳音收工了。在电梯里，一个女生认出了他，嘴上脱口而出，「啊！大头！」然后因为惊喜和慌乱下错了楼层。

　　车澈说，上学时有位老师说过一句话：「有的学生在校园里走路时看起来像一个明星，一上台就成为了一个素人；而有的人在校园里是一个素人，一上台就是明星。」他觉得雷佳音就是这样，「演戏的时候是发光的，生活中素得不得了。」

　　从2017年开始，记者吕彦妮采访过雷佳音五六次。2019年年底，她又一次采访雷佳音，写不出稿，和雷佳音诉苦。雷佳音也不客气，回复说：「活该，谁让你选择写东西，就要吃这个苦。」

　　不过那一次，雷佳音可能喝了酒，还顺路说了点别的：「我想问你啊，你为什么逮谁夸谁呢？我看你写的这些人，都在夸他们，你为什么一直在夸他们呢？你就不能骂骂我们吗？把我们骂爽一点，骂得我又不高兴，可是你骂的又是对的。」

　　那次发稿前，雷佳音看了原文，唯一的请求是删掉一个类似「杰出」的词，他希望不要这么「过」。吕彦妮采访过很多明星，常常通过这个环节观察对方在意的是什么，雷佳音是令她意外的一个。

　　名气带来机会也带来危险，演员常常走在刀尖上，有人会筑起高墙，少说少错，但雷佳音不是。作家双雪涛爱看雷佳音的采访，「不会说那些片汤话，也不说特别假惺惺的话，在允许的范围内，尽量真诚。」

　　这种真诚也被他保留在工作中。路阳说，雷佳音是一个很舒服、很容易接近的人，那种松弛感会传染。

　　《刺杀小说家》快拍完的时候，有一场在医院门口的戏。此前，片子里的重庆永远是阴雨、湿润、不见阳光的压抑氛围，雷佳音扮演的父亲靠一口气吊着，四处寻找女儿。但到那一场，他从医院出来，女儿就在马路对面卖煎饼，路阳希望灯光组设置成出太阳的环境。

　　换场布光的空隙，雷佳音和路阳一起在旁边站着，他把烟掏出来，胳膊搭在路阳的肩膀上。

　　「两个快四十的人站在马路边上，勾肩搭背在那儿抽烟？这不是大学生干的事儿吗？」但那一刻路阳觉得很自然，也很触动。在片场，导演有太多需要关照的事情，路阳永远很焦虑，担心时间不够，担心拍得不满意，他的计划都做到半个小时以内。这样一个全然放空的时刻，「对我来说很珍贵，很难得。」

　　9月，《人物》的采访也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，烟点着了还没来得及抽，嘴巴就被下一段故事占据了。一绺一绺的烟雾后面，是雷佳音那张表情丰富的脸，脸的主人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。当他开始讲故事，所有人都放松下来，熟悉他的工作人员也不时从角落里笑出声来。

　　去年的《人世间》是一部群像戏，演员很多，但现场气氛很好。几位主创都曾提起，这和雷佳音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

　　张瑞涵说，起初大家能很快熟起来，就是雷佳音的功劳。《人世间》一上来就拍「六小君子」过年聚会的戏，「大家都不认识，其实挺不容易的」。但第一天见面的中午，雷佳音就开始张罗：「中午吃点啥？要不喝点吧？」他点了饺子，叫了啤酒，招呼大家一起吃，还专门建了一个「六小君子」和媳妇们的群。那天，聊着聊着，普通话就变成了东北话，没有人「提着劲」了，全都放松下来。

　　这是演员殷桃第一次和雷佳音搭戏，她形容他：平和，随和，特别自在，没有距离感，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，跟所有人都开玩笑，是一个会让所有人都很舒服的性格。

　　「这个戏是李路导演领着大家一块往前走，但是从演员的小部门来讲，雷佳音毕竟是这个戏的男主角，剧本也是以秉昆的视角来展开，所以他是很核心的人物，他的相处方式其实是能够影响到大家的。我觉得大家能相处得这么的愉快，跟他有很大很大的关系。」殷桃说，演员这个工作，特殊之处就在于要和一群人在同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个月，如果大家相处得舒服，会开心很多，也会更加享受工作的过程。

　　平时，即使不拍戏，大家也都以剧中角色相称，管萨日娜叫妈，管丁勇岱叫爸，管殷桃叫娟儿，管雷佳音叫秉昆。到吃饭时间，有的喊着「叫妈来吃饭」，有的喊着「大哥坐这边」，一大家子围一圈，热热闹闹吃完。

　　有一天，雷佳音累到不行，但还有个额外的工作要出去折腾一下，他又开始躺在椅子上叨叨：「我累死了！我不要去！」正好殷桃和萨日娜也在棚里坐着，萨娘听了心疼，就说：「昆儿，那咱不去了，太累了，说说能不能不去了。」殷桃接话：「妈，他合约都签了，怎么能不去呢？」

　　雷佳音有个群，里面是从小学起的五个发小，在艺校认识张瑞涵后，雷佳音把他拉了进去，群名从「永远五岁」变成了「屋脊六兽」，在东北话里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无所事事、浑身长刺、待着闹心。

　　这么多年，群里的消息几乎没断过，随时打开，随时有人在说话，吃个咸菜要发张照片，在街上碰见条狗也要发，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说，马上有人会回应。吵架也是有的，有人觉得谁不妥了，直接就骂，但最后，似乎总会「各司其职」地收尾：有人站出来出主意，有人拿自己举例子帮当事人减轻痛苦，有人上上价值，有人解决问题。

　　在那里，每个人都是最放松的状态。雷佳音也一样，不管拍戏多忙，每天还是会在群里说话。从事演员这份职业，时刻被关注，有时候很难找到出口。张瑞涵觉得，这个群是雷佳音的「保鲜剂」。

　　张瑞涵说起10年前一件重要的小事。2012年，雷佳音去拍宁浩的电影《黄金大劫案》，中途休息，回到上海和朋友们吃饭。朋友们都还留在舞台上演话剧，但雷佳音「已经见到世面了，见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」，多少有些藏不住的意气，想把自己看到的、经历的分享给朋友，但没有顾及到朋友的感受。在场有个年纪比大家小不少的孩子，雷佳音喝多了酒，一直给对方「上课」，孩子觉得委屈，哭了。

　　聚会散场后，雷佳音和张瑞涵一起往家走，快到楼下时，觉得没喝够，又去买了几听啤酒，蹲在马路牙子上继续喝。喝着喝着，雷佳音突然问张瑞涵：「我变了吗？」

　　雷佳音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喝酒、抽烟，抽烟、喝酒，一直到凌晨4点，他说：「我知道了，我回去了。」

　　整整10年后回忆起来，张瑞涵说：「那个阶段他心理上还是有变化的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但他瞬间就转变了，那种东西瞬间就没了。」

　　后来的故事是，雷佳音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但和朋友们在一起依然是老样子。依然爱一起喝酒、闲聊、胡扯，爱逛夜市、路边摊，爱吃茄子土豆、烤鸡脑袋，爱穿拖鞋、大裤衩子……总之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

　　「如果雷要变了的话，可能我们这么多朋友也会觉得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应该走远一点，但他一点都没有。」张瑞涵说。

　　这几年，雷佳音一直在组里，除非回东北过年，平时张瑞涵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，两个人「像网友了都，基本靠微信联系」。在《人世间》剧组的半年，他们又回到了刚毕业的日子，住同一家酒店，隔壁房间，每天混在一起。

　　谁收工早，就跑去问另一个：你几点收工？还有两场戏。那我等你，咱吃烤肉去。行。要么就是：你赶紧拍，我叫了好吃的，酒也开好了，就等你回来呢。还有几次，张瑞涵在凌晨两三点收到雷佳音的消息——哪呢？屋呢。干吗呢？看剧本。别装努力了，吃火锅吧？下半夜两点吃火锅？太累了，不吃点好的觉得今天浪费了。

　　接到《人物》打来的电话时，张瑞涵正在外面，他把车停下，坐路边聊了两个多小时——关于雷佳音，有挺多有意思的事想说。

　　郭京飞也是。这些年除了宣传期，他几乎不怎么接受采访，没什么想要表达的，也不希望别人了解自己，但「我很在乎这个采访，是为了雷佳音，才会聊这么多」。他说起有一次录综艺，他和雷佳音被绑在迪士尼的大柱子上，他说：「你想过吗雷，咱俩以前那么穷，那么惨，现在咱在迪士尼录节目。」那天郭京飞喝了一夜酒，「特别感动」。

　　朋友们甚至能想起一起撸串的店叫「东北虎烧烤」，一起讨论痛苦和艺术的酒吧叫「昨天今天明天」。说着说着，会突然吐槽雷佳音：「这小子又上价值了。」但再说下去，他们又是最能理解这个「价值」的人。

　　雷佳音曾在上节目时说起这些人生中最重要的哥们：「（我）之所以敢犯浑，（是因为）人生最温暖的地方我抓住了。」

　　「每个小孩都有幻想，坐在教室里头，想自己是钢铁侠，是圣斗士，或者遇到美丽女主角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上大学的时候会想我要演男一号，我要买个什么车，我要拉风。」雷佳音说。

　　人在每个阶段都有想象，如今他快要40岁了，「人生开口越来越小，对自己的想象也越来越少了」。

　　马伊琍和《人物》说起一个时刻。拍《我的前半生》时，一天，一群朋友到酒吧喝酒，几个人并排坐在吧台前的椅子上。当时马伊琍和雷佳音还没有那么熟，但她正说笑着，目光扫到了他的侧影，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放下，垂下头去。

　　「我本能地心疼了一下，又想着没关系，他还年轻，需要承受经历痛楚，于是我也没有上去跟他讲话。」马伊琍说。这个画面至今依然会被她想起。

　　那之后，《我的前半生》播出，演员姜妍和雷佳音录过一期综艺《生活相对论》，在重庆的山里待了两天一夜。他们是从十几岁就认识的朋友，又过十几年在节目里重逢了。白天，做做菜，插科打诨，互相调侃。但到晚上，几杯酒下肚，另一面就冒出来了。

　　他们说起学生时代，雷佳音感慨了一句：「我们还是知道自己要什么。」姜妍说：「现在我觉得咱俩也是属于知道要什么那类人。」

　　雷佳音倒扣着帽子，低着头，听到这句，把头抬起来，问了句：「现在吗？」空了两秒，又把头低了回去：「现在啊……」

　　那是「前夫哥」最火的时候，雷佳音被很多人看到、记住，但姜妍能感受到，那个五味杂陈的表情里有很多苦涩的东西。

　　他们第一次见面是2001年，雷佳音18岁，姜妍15岁，两个人在「推新人大赛」上相识，作为辽宁赛区十佳，一起参加全国的比赛，并分别拿到了第二名和第一名。名次公布后，冠军姜妍上台代表选手发言，「我们所有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追逐我们的梦想。路漫漫其修远兮……」15岁的女孩越说越激动，说到这儿突然哽咽住了，雷佳音在台下大喊：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」喊完，俩人全哭了。

　　姜妍记得，那时候的雷佳音「又白又嫩，又瘦又高，就一大脑袋，跟个棒棒糖似的」，他幽默但不哗众取宠，大多数时候安安静静的，但聊起表演就开始「上头」，拉着别人讨论表演片段，讨论如何挖掘角色，讨论每一句台词背后的意味。后来，他如愿考上上戏，还给姜妍寄过好多考试资料和招生简章。

　　再后来，两个人各自走上演艺道路，见面的机会变少，只能从作品中关注对方。姜妍调侃雷佳音「老得挺快」，好像没有过渡，从少年一下「占大叔坑」了。在《黄金大劫案》扮演「小东北」后，他很快就变成了「奶爸」和「男保姆」，还有「出轨渣男」陈俊生，都是比实际年龄更大的角色。

　　生活上也更早地进入中年。雷佳音27岁结婚，29岁有了女儿，他比很多演员更早地组建家庭，也更早一步感受人到中年的苦涩：收入，房子，幼儿园，疾病，衣食，女儿的成长……

　　拍《白鹿原》的那段时间，雷佳音在原上割麦子，事业上的迷茫把他拽进低谷，而同一时间，家里也是一地鸡毛：姥爷去世，亲人生病，爸妈过来帮忙带孩子，房还没有租好，女儿小北快上幼儿园了，生活成本在增加，未来以什么方式生活呢？每天睡不着都在琢磨这些事。

　　早在二十来岁的时候，雷佳音就和郭京飞一起成天成天地讨论「痛苦」，用郭京飞的话说，「少年不识愁滋味啊，找苦，老觉得艺术家就应该痛苦。」

　　等到三十多岁，复杂和苦涩真的来了，「特别现实的事，谁都能遇到，百分之百能遇到，一天挣一百个亿也一样，都一样，人的困境这是没跑的。」雷佳音说。

　　当初试图寻找痛苦的人，发现自己「本能地想要逃避痛苦」，这才懂得了痛苦的滋味。

　　前几个月，雷佳音在工作中过完了自己的39岁生日。说起年龄这码事，他手一挥，说自己的「中年危机」早就过去了。但没过两秒，又突然直起身来：「我是不是没来呢还？」然后赶紧用一副不能掉以轻心的神情补救：「我说大话了，还没来。」

　　有一天，雷佳音找张瑞涵闲聊，问他干吗呢，张瑞涵说，相亲呢。「我靠，真好，还能谈恋爱，还能相亲。」雷佳音回复，「我带孩子写作业呢，我完了，我这回可完了。」

　　他有时在群里发一些小视频，妻子教女儿写作业之类的，雷佳音在一边配音：「看啊，骂孩子呢，孩子面壁思过呢。」偶尔也说说发愁的事情，张瑞涵说，小北如今10岁，在孩子的成长中，总会有父母力所不能及的事情，但必须去想，雷佳音也会为此焦虑。

　　讲起女儿，他的话会不自觉地变多。雷佳音说，小北「打小就是一个女皮子」：自己待不住，有窗户就不走门，调皮捣蛋，嘻嘻哈哈，没溜儿。她对钱没什么概念，对成绩也没什么概念，考试考得好：哈哈，我天才！考得不好：哎呀，没事，我后边还有谁谁谁呢。妈妈在一边气得不行，但爸爸觉得挺欣慰：这样抗击打能力强。唯一的担心是，「我女儿水瓶座的，像风一样，长大了可能会被男的骗。」

　　女儿不拿他当爸爸，他也不想成为会在女儿婚礼上掉眼泪的那种爹，小北高兴了会喊他「大哥」，他出差回来，能听见一声「爸爸我想死你了」，但30秒之后，「想念」也就没了。

　　有女儿之前，雷佳音在微博上转过一段王朔的话：吗不对她宽容？吗要对她严厉？我希望她干吗呀？我什么都不希望她。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，我不要她成功。我最恨这词儿了。什么成功，不就挣点钱，被SB们知道吗？

　　在那段话旁边，雷佳音写：如果我有一个女儿，我要把她带到片场，坐在我膝上偎在我怀里。紧接着那股雷式幽默又冒出来了：如果我有一个女儿，我要给她涂上黑指甲油，教她说脏话，以便和流氓叔叔大爷们对骂，我要有个女儿千万长得别像我。

　　现在，他对于未来唯一的想象是有个院子——养几条边境牧羊犬，几条柴犬，有一片草坪，狗在草坪上跑；再养点鲤鱼，养点金鱼，有一个池塘，鱼在池塘里游。

　　他现在拥有一只黑柴，他喜欢它「特别像狗」，从来不试图讨好他。「就往我脚底下一靠，我看看书，感觉就很好，只要陪伴着就行，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。」

　　雷佳音在上戏有个外号，叫「问题少年收容所」。每一届、每个系、每个班，都有那么一两个怪咖，但这怪咖总在雷佳音床边坐着。

　　那是2002年，他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他至今还记得，大学第一节是语文课，他坐第一排，抬头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但脑袋里全都是别的：「我在上戏。上戏校友录：93年廖凡，95年陆毅，2002年，我。」

　　在那儿，他陆续遇到了那些怪咖们。一个留披肩发、白得像骷髅一样的哥们儿，一年四季穿着件黑风衣，去上课，拎个皮质密码箱，到教室「啪」一放，「咔咔」一开——拿了根铅笔出来。一个总觉得自己是罗伯特·德尼罗的哥们儿，视线范围内贴满了德尼罗照片，和他一起演戏，说的全都是「我就是德尼罗，德尼罗会怎么怎么演」。还有一个在英文课上弹柴可夫斯基的哥们儿，浑身衣服加起来200块钱，但穿得巨帅，每天骑哈雷上学，手指甲带泥。

　　千禧年初的大学校园，自由、闹腾，一帮年轻人以艺术家自居，四处溜达、横晃，连表白都要弄出戏剧舞台的架势，跪在地上，冲哭着的女孩喊：「我爱你！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」

　　雷佳音从沙发上坐起来，讲起这段，十几年前的画面哗哗流淌出来，像单口相声，夹杂着「我靠」「倍儿帅」「真牛逼」。雷佳音想了解他们，觉得他们是天才。他们也爱去雷佳音床上坐着，雷佳音从小就是这样，班上成绩最好的爱和他玩，成绩最差的也爱和他玩。那群怪咖则说，他们屋是上戏演戏最好的，雷佳音是他们屋演戏最好的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，聊表演，聊艺术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成为艺术家。

　　那时候还有个怪咖学长，性子烈，攻击性强，在自己班里没什么朋友，但爱找雷佳音玩。两个人一个大一，一个大三，雷佳音有时上着上着课，就看见他缠着绷带从学校冒出来。「干啥了？」「昨天去东北菜馆，让人拿菜刀砍了。」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导演系的何念和表演系的郭京飞、雷佳音陆续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第二年，张瑞涵也来了，一群人继续混在一起，研究表演，研究戏剧。

　　舞台剧有它的魅力，大幕一拉，一切都是演员说了算，几个人在两个小时里创造一个世界，又美又自由。

　　那几年正是全国舞台剧的发展阶段，北京的开心麻花正在起步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开始有了商业话剧。剧院氛围也好，「给年轻人机会，只要你有本事就给你男一号演，没有论资排辈」，提供了一个可以「没心没肺创作的空间」。

　　这群年轻人成天成宿地待在一起。上班的时候一起创作，一起排练，何念说，基本是天天吵、连环吵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点子拿出来，谁的更好就采纳谁的，吵是真吵，服也是真服。等到下班了，也不回家，找个咖啡馆接着聊，要么就待在剧院里横晃，楼上楼下追着闹，被保安看到，「全院批评通报，特高兴」。

　　演出从每天晚上7点半开始，到10点半结束，其他时间可以休息。雷佳音和郭京飞、张瑞涵有自己的房间，但非要挤在一间房里，喝酒，吵架，聊各种形而上的东西，聊痛苦，聊哲学，聊对世界的态度，聊宗教，聊信仰，聊着聊着就开始吵。

　　张瑞涵比他俩年纪小，酒量也小，每次都晕晕乎乎坐在旁边，心里犯嘀咕：这两个哥哥疯了，有病。而两个哥哥要一直发疯到后半夜，第二天起来，蹚着酒瓶子出去，见到对方觉得尴尬，脸红，但等演出完，继续喝，继续发疯。

　　那些肆意的、畅快的时光持续了五六年，2010年左右，大家陆续向影视转型。

　　郭京飞曾在《人物》的采访中说起：话剧市场发生变化，纯艺术它毕竟是小众的，它没法经营了。最后就变成了演电视剧的翻版，买版权等这些东西，开始也要去取悦观众。

　　雷佳音在那时有过一种「叛逆」：「当时我一看，你们演的电视剧都什么呀，还能演上男一号，我要演肯定比你们好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要不演上男一号，说这话没有份量，所以我得一条腿迈过去。」

　　「如果你一直在话剧中心，我们还是像以前这样演话剧，有可能我们生活得不好，但是我们肯定还是欢乐的。但这种欢乐又能持续多久呢，你还是得往前走的，往前走就会有不同的坑等着你，不同的槛等着你。走到这儿，就是这样一个小槛，走到更远处，就会有更大的槛，这避免不了，以后也避免不了。」张瑞涵说。

　　刚刚转型的那段时间，雷佳音和郭京飞碰到一起，依然天天「打仗」。一桌人在一起喝酒，聊着聊着就成了两个人的对垒，一个说：「雷佳音不行！」另一个不服：「郭京飞你不行！你演话剧行，你演影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影视表演！」「我告诉你什么是艺术家！」越吵声音越大，旁边人一声不吭，担心他俩把桌子掀了。到了第二天天亮，两人又开始抱着对方——「雷，我爱你」，「大飞，我也爱你」。

　　当年混在一起的哥们儿各自去忙，偶尔打个电话，「都聊最近接什么戏啊？这个能火啊。你接什么戏啊？那个能火啊。」雷佳音说，「我们有一阵陷入了这种模式：接戏，挣钱，买房，上班，下班。」

　　从戏剧到影视的「大直角转弯」，起步之初，很多时候不得不成为「原来很讨厌的样子」。演戏一度从莎士比亚、契诃夫变成了时装剧、夹板气。

　　「说实线年戏剧，每个人心里都有哈姆雷特，不像现在天天聊这戏哪个平台，对吧？当时张嘴就是生存还是毁灭。但是现在这事你跟谁聊，人家不听你聊，我们渐渐也不聊了。然后你就看，画风一转，一个古希腊的太阳神，现在很少出现在舞台了。」说到这里，雷佳音苦笑了一下。

　　雷佳音心里是有追求的，有他坚持的东西，所以会拧巴，也会痛苦。这句评述出自郭京飞。他说起三十多岁时的一次争吵——又是争吵。

　　当时是雷佳音「刚到北京去闯的时候」，两个人都有了家庭，有了孩子，郭京飞说他：「你怎么这样啊？忽然一下这么喜欢竞争呢？」雷佳音急了：「我们这个年纪，应该是狼啊，为什么这时候做一只兔子？」

　　虽然是一起从学校吵到舞台、从舞台吵到影视的哥们儿，郭京飞能感觉到，那次雷佳音真的急了。「他觉得我不理解他，而且他最痛苦的是，他认识的我不是这样的。」

　　「没有，没有勇气，什么玩意儿勇气。」雷佳音的回忆里，郭京飞再次用戏谑的方式放过了彼此。

　　张瑞涵也觉得郭京飞变了，「他以前更痛苦，演话剧更艺术家，现在飞哥就感觉，我不重要，我就是干这活的，就得了，我把我这活干好，大家喜欢我就行了。」这是郭京飞自己认为舒适的状态，但是雷佳音「最喜欢的永远是30岁的郭京飞，那个时候你觉得他像希腊神话里的神在舞台上」。

　　说起这十几年的事，雷佳音觉得，自己和郭京飞就像两条对称的波浪线：「他最勇敢的时候，我没有他勇敢；他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有所注意和关照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特别勇敢；后来又是我不勇敢，他勇敢；到现在我们俩都不勇敢。」

　　那个谈论失落和勇敢的雷佳音不像我们日常见到的雷佳音。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，永远是懒懒散散、嘻嘻哈哈的。

　　在《绣春刀Ⅱ：修罗战场》的发布会上，张震说：「路阳导演之于我，就像王家卫之于梁朝伟。」雷佳音说：「路阳导演之于我，就像赵本山之于赵四儿。」

　　2019年，雷佳音给皮卡丘配音，事后被记者提问「如果变成皮卡丘最想做什么」，他毫不犹豫：「电坏蛋，电郭京飞。」

　　网友说他「浑身都是笑点」。穿着拖鞋、黄袜子出机场，走红毯像赶大集，和郭京飞、李光洁成立「TF老boys」，送岳云鹏女儿五米多长、三万多块的拼图……总之，大众视野里的雷佳音总是松弛、幽默、自在的，可以很轻易地获得喜爱。

　　史航形容他，「是瞄与瞟的高手，尽量不与人四目相对，更愿意用一点蹬平渡水的轻功，免得在世间那么辛苦地跋涉。」

　　2016年拍《绣春刀Ⅱ：修罗战场》时，雷佳音和导演路阳结识，两年后，他们又合作了《刺杀小说家》，雷佳音在片场结识了原著作者双雪涛。片子拍完后，三个人成了朋友，没事发个消息：「走。」三个人就会凑在一起喝酒。

　　深夜的酒局，氛围总是波浪状的，用路阳的话说：开始特别热闹，中间有一段沉浸的时刻，一会儿又开始疯了，然后又沉浸下来；太深刻了就抖个包袱，觉得矫情了就收一收。越聊越兴奋，最后是因为体力扛不住而散场。

　　大家处在同样的人生阶段，有过相似的人生经历，路阳说：「30岁之前挺起伏不定的吧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心里是怀有希望的，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安全感，因为这事看着也很不靠谱，能不能干出来也不知道。」30岁之后，雷佳音通过《我的前半生》爆火，路阳靠《绣春刀》证明了自己，双雪涛也凭借《平原上的摩西》闯进了大众视线。

　　路阳个子不高，说话温和，顶着一头白发茬。朋友们形容他生猛、忠于自己、不扰，「像一直在大学里读博、一直没毕业」，「不爱做什么有名的导演，只是爱拍电影」，「永远在低头做事」。

　　双雪涛一口东北话，擅长讲故事，是个「永远在暗自思考」的写作者。他有话想说也有话要说，愿意谈论「愤怒的权力和笑的权力」。

　　友情里有惺惺相惜，也互相成为镜子。会在酒桌上醉醺醺地朝雷佳音喊：「你别上综艺了呗！」也会严肃地聊起如何在普遍焦虑的当下找到创作的空间和价值。

　　他们眼中的雷佳音，好像一直在琢磨事情，一直没有到最理想的状态。从他身上，双雪涛越来越意识到，在这个时代，大家的注意力被太多东西牵引，不管是导演、演员还是作家，都会害怕被人忘记，「如果跑上传输带，就啥也不用思考，倒腾腿就行了。」找到自己的节奏是很难的事情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看到对方，是定心丸，也是一种小范围的抱团取暖，「一切还是以好为标准」。

　　路阳说，这是雷佳音最珍贵的东西：保持饥饿感，保持对人生中一切感受的捕捉能力。

　　今年春天，路阳听雷佳音讲起过自己的生活，特别细腻。动物已经占领上海了，猫开始逮鸽子，楼下的野鸭生了9个小鸭，对水要求很严格的白鹭都来了。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雷佳音说，「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本身感知力就比别人强。对吧？」他没继续说下去。

　　有一年冬天，双雪涛收到雷佳音的微信，聊了两句，他说：「我有伤痛。」那天他刚刚读完双雪涛的《宽吻》，喝了点酒，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状态，突然感慨了一会儿。双雪涛没有细问，回复说：「我也有啊，我也有伤痛。」第二天，雷佳音寄了一箱酒给他。

　　「现在大家不愿意面对这些宏大的东西，不愿意谈论孤独、痛苦、爱和恐惧，人们开始习惯于玩梗，必须用开玩笑的方式把它们解构掉。」车澈说。

　　车澈觉得，雷佳音身上保留了这种诚实，而这就是他的勇敢。「我会觉得我们年轻时那种所谓的横冲直撞、所谓的无畏，未见得是真勇敢，而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，还不知道世界的残酷。我觉得知道世界残酷之后的勇敢才是真的勇敢，但勇敢太难了。」他在电话那头的语速快了起来，「其实绝大多数人在回避这个问题，觉得反正解决不了，有啥用呢，太多所谓的自洽和自圆其说。人能面对这个问题，重新问起这个问题，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勇敢。」

　　今年，雷佳音休息了半年，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停顿。读了不少书，也想了不少事，前阵子读到木心的《文学回忆录》，他说，好像找到了自己「表演的初心」。

　　拍《白鹿原》的时候，何冰和他们聊天，「何冰说这个世界没有真相，我们都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，但是看完这个书以后，发现其实这个书里头有局部的真相，特别对现阶段我们这个环境来讲」。

　　双雪涛读《文学回忆录》是在更早的时候，当时这位沈阳的银行职员刚刚拿起笔开始写小说，第一本书尚未出版，心里一直在希望别人承认自己的写作。和雷佳音一样，他也被书里强烈的艺术热情感染，另一个层面，「那个时候其实谁也不知道木心是谁，他就在美国跟几个年轻人一起讨论文学，像一个艺术小组。」这样的场景对任何一个创作者都是一种感召。

　　书里的句子也经常把雷佳音勾回到戏剧舞台，或是带回一个一个的角色里，那些时刻是充沛的、快乐的，但「在社会上待了十多年，你要干吗？其实你慢慢忘了，都是阶段性目标」。

　　前一阵子，雷佳音在网上看到有人感慨，说天天上下班多无聊啊，自由职业很酷。看完，他突然被撞了一下：自己当演员的初衷不也是为逃避那种庸碌的生活吗？为什么如今也像上了传输带，每天忙不迭地「倒腾腿」呢？年轻时一直觉得40岁是一个男人生命力和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，如今40岁要到了，为什么还在为停不下来而头疼呢？

　　「我对表演这份心在这儿，我觉得我够坦诚也够赤诚，就怕天天演得把我这份心给演没了。」

　　下决心休息后，他提前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：你没演的那些戏，别人演火了，或者得到更好的荣誉，那是人家应该得的，这事跟你无关了。

　　「自己治疗自己」半年后，暂停键重启，雷佳音说，他「换轨」了：「我不喜欢的（戏）我就不接了，不考虑钱了，也不考虑显性的那些名声啊什么，你要说不在乎，不可能，但我不会以那个为最大驱动力了。」

　　这一次来北京，雷佳音照例和老朋友们一起吃饭，他们中有的是制片人，有的是导演，饭桌上聊起工作的事，惋惜地感慨着「佳音这个戏你不演啊」。但雷佳音感觉自己已经在另一个轨道上了，他想的是：「那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呢？」

　　以前，这是最重要的，「我」是被选中的人，是将来的艺术家。于是「我」不想辜负别人，也忙着证明自己。像那只海豚一样，一步步进入到外界构建的游泳池里，世俗心就像声呐，发射出去，声波在狭窄的泳池里来回弹射，海豚迷失其中。

　　雷佳音和路阳都爱看漫画，他们都看过的一本叫《浪人剑客》。那是一个名叫宫本武藏的年轻人练剑的故事，他希望自己可以天下无双。在漫画里，作者有意放了一张分镜：原野上有一匹奔跑着的马，后来，背上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负重前行的马开始喘不上气。

　　如今的雷佳音开始扔掉背上的东西，「天下无双」不再重要了，拿「我」也没那么当回事了。

　　最亲近的朋友也感受到，雷佳音在「往回活」。张瑞涵有一次听见他感慨：我已经做到让大家喜欢了，生活上也什么都有了，又不追求特别奢侈的生活，吃一辈子夜市，我够了。

　　在读《文学回忆录》的时候，这种感受更加强烈。从希腊神话读到中国的百家争鸣，进入纵向的历史里，他发现，艺术是了不起的，美是永恒的，而「我」这么小——「反而感觉到自己宽阔了」。

　　年轻的时候，雷佳音读契诃夫，也演契诃夫。《万尼亚舅舅》里有句台词说：我有勇气，我有才华，如果我的一生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，我何尝不能成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叔本华。

　　路阳把他比喻成「鲨鱼」：「鲨鱼是不能停的，哪怕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域，张嘴就有饭吃，停下就会枯竭，你得游啊。」就像《浪人剑客》里，「有一个修行的山峰，但其实可能一辈子都上不去，这中间你也会走弯路，也会犯错误，甚至可能你秉持的某种东西一开始就不一定对，但是走下去本身是很重要的。」

　　在开篇那个关于海豚的故事里，中年男人在自己最苦闷的时候认识了海子。他不想让它死，于是给女孩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：不如我们去解救它。主意没有被采纳。女孩说，在游泳池里困了太久，海豚已经丧失了捕食的能力。

　　但在雷佳音的故事里，这只海豚或许还想捕食，也还能捕食。他一直在尝试那个男人提出的计划：钻进一辆装满水的大卡车，一路向东，从此逃离游泳池，回到大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