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案实录骨折是怎么形成的

　　今年5月，我办理了一起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故意伤害案。公安机关指控，3月24日，卖菜的岳某（女，68岁）与卖豆花的何某（女，50岁）在菜市场发生口角，继而相互殴打，过程中何某用舀豆花的锅铲击打岳某的右手，造成岳某右手第一掌骨骨折，经鉴定为轻伤二级。但何某到案后拒不认罪，辩称没有打伤岳某。

　　“这是一起小案子，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，能够同被害人进行和解，应该可以不捕不诉。”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，我迅速预判了案件走向。然而，就在我信心十足以为可以说服何某认罪认罚的时候，她坚决的态度让我产生了动摇。提讯时，她坚称自己只是用锅铲做出要打人的样子来吓退被害人，根本没有打中；相反，被害人在打斗过程中掀翻了她的豆花摊，她怀疑被害人是在此过程中用力过猛误伤了自己。

　　我对本案的证据进行了梳理，发现支持指控的主要是以下几项：一是被害人陈述，称何某用锅铲打了其头部和手部；二是证人证言，一名证人称看到何某用锅铲敲了下被害人的手，被害人又打了何某两耳光，在双方停手后，被害人称手肿了；三是监控视频，从中看到何某先冲到被害人面前抓破被害人面部挑起事端，被群众分开后，被害人不顾劝阻冲上前用右手殴打何某头部，并将豆花摊掀翻（受角度限制，看不清用手情况），后被害人又上前用左手攻击何某，何某捡起地上的锅铲还击（受角度限制，看不清是否击中），待何某放下锅铲后，被害人再次用左手去打何某。

　　“被害人和证人虽然指认何某用锅铲敲击被害人的手，但是二人均说不清打的是哪只手；监控并不能证实锅铲是否打中了右手；相反，监控反映被害人最初是用右手攻击何某，但掀翻豆花摊之后换成了左手，会不会是右手在此时受伤，被害人本能作出了调换？”细想之下，我意识到何某的辩解不无道理，查清被害人致伤的原因才是破解之道。我决定从鉴定意见上找寻答案。

　　“鉴定意见仅提到被害人掌骨是完全性骨折，没有分析致伤原因。那么，这种骨折有没有可能是自伤形成的呢？”我拨打了鉴定人的电话。“我只能断定是受重创形成的，而外力打击或内力传导均可以造成重创，建议你向司法技术人员咨询。”鉴定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——向检察技术人员求助。

　　我赶紧与本院（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）的法医联系，邀请他参与研判。听完介绍后，法医说要判断伤情的形成，需要查看被害人案发时手部受伤的照片和到医院检查时所拍摄的DR原片，而这两样公安机关均未移送。为提高效率，我们决定直接向被害人和接诊医院调取，当天便取得了上述证据。

　　“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通常为间接暴力所致，作用机制是力量通过传导、杠杆等方式致使远离受力点的部位发生骨折，因而在骨折处表皮皮肤不会形成损伤。你看，她的伤情照片就印证了这一点。”根据法医判断，很可能是打斗中被害人的手接触到物品或何某时，力量沿掌骨纵轴传导，产生的间接暴力超出了掌骨的承受力，因而发生断裂形成骨折。他还指出，这种情形属于“攻击性损伤”，也就是攻击时造成的自身伤害，按照《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》的要求是不宜进行损伤程度评定的。

　　听完法医的阐述后，我审查认为，鉴定意见未对成伤机制进行分析，被害人的损伤是怎么形成的，以及与何某的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存在疑问。最后，我院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依法对何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。

　　经多次组织调解，何某和岳某达成合议，何某自愿承担岳某一半的医疗费用，岳某不再追究何某责任。

　　案子虽然办结，但我们的工作并未完结。我和法医都认为，对于这类打斗过程复杂、致伤原因存在争议的案件，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时有必要将成伤机制纳入委托事项，在确定伤害是由他人造成的情况下才能对损伤程度进行评定。10月27日，我院针对委托鉴定事项不全面的问题向公安机关发出了检察建议，公安机关采纳了该建议。

　　通过办理这个案件，我总结了一个心得：承办人一定要重视对技术性证据的审查，积极与技术人员配合，利用专业知识为执法办案答疑解惑、提供支持，这样才能更好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 （100726）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（查号台） 010-12309（检察服务热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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